马兰客

“有些人身上体现了如下现象：在社会中，合理化的不断增长，合理性与理性之间出现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假设的和谐一致正在丧失；这些人具有合理性但却没有理性，在不断地自我合理化，可同时也与越来越焦虑不安。以这种类型的人观之，当代自由问题可以得到最好的陈述。”（C.Wright Mills：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二手世界”

人们如何认识周围的世界？这个问题似乎不言自明。通常可以得到的解答是：人们透过自己的眼睛去看外部的世界。这个判断是对是错？值得商榷。

首先，人们对世界的观察受制于他们的语言结构。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学者认为，语言这种符号本身可以塑造我们的思维与感知的方式，即便不是起决定性作用，至少也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同样是“雪”，英国人与爱斯基摩人关于它的描述差别很大。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动名词大概有几十种，而英国人只有几种。 爱斯基摩人因此对雪的感知要比英国人敏锐的多。

考虑我们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手段，也可以发现，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亲身经历的部分比重要远远的低于他者的讲述的部分。我们主要通过社会机构中他者的讲述来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

例如，人们从一出生起，就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来认识外部世界；之后我们被送到学校这个教育机构，学校传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与文化，教授语言、数学与哲学以培养我们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能力，教科书、小说、诗歌、散文等书籍提供的关于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的图景，教师也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学生分享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等。从小到大，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获得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

正由此，美国社会学家Wright Mills在他的“The Cultural Appratus”说道：“了解人类处境开宗明义的规则就是，人生活在第二手的世界。他们觉察到的经验远多于亲身体验，他们自己的经验又总是间接的。"

作为主要信息供应者的大众传媒

在现代复杂多变的社会之中，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景象，更加不可能亲身经历，他们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取外部信息。他们可能更关心巴以持续的冲突、关心汶川大地震、关心浙江富家子弟八十码、关心英超联赛的最新战况、关心港台娱乐明星的情感与起居生活。对现代人而言，他们更多要透过大众传播媒介这只“眼睛”来观看世界。大众传播媒介这只“眼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观看世界的内容、角度与方式。

Wright Mills对此做过精辟论述：

“的确，每个人都会观察自然、社会事件以及自身：但是他并没有也从来没有去观察他对自然、社会事件以及自身信以为真的事实。每个人都会诠释自己的观察—— 就如同他诠释并非自己的观察的事物：但他的诠释方式并不是自己的，他并没有亲自拟定甚至测试这些诠释方式。每个人都与别人谈论观察与诠释：但是他报道的方式恐怕大多是别人的话语和图像，只是被他占为己有。每个人所说的确切事实、合理诠释、恰当地再现，有一大部分越来越依赖观察哨站、诠释中心与再现供应站，这些都是借由我所谓的文化机构（cultural apparatus）在现代社会中建立。”

这里的文化机构，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大众传播媒介。Wright Mills上述这些话不过是柏拉图洞穴理论的注脚。几千年前柏拉图就用洞穴比喻来关照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一群囚徒看见墙上的活动的影子，却把它当作现实世界本身来看待。换句话说，人们看到的不是现实的世界本身，看到的不过是现实世界对他的投影与图象。更关键的是，“投影仪"由他者来制作，投影出来的图像是由他者来进行选择的。

二十世纪早期新闻工作者李普曼也表达过与米尔斯与柏拉图同样的意思，他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现实，“媒介现实”、“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认为媒介现实采集客观现实，进而影响到人们的主观现实。同时三者之间存在互动，人们透过他们的主观现实对客观现实采取行动，进而改变客观现实与媒介现实。

报道与遮蔽

柏拉图、Wright Mills、李普曼这三人讲的都是同一意思，他者为我们提供真实。因为Wright Mills和李普曼都是二十世纪的学者，他们两个敏锐地感受到大众传播媒介在提供真实方面的强大影响力，并表示出了大众传媒通过信息传播来影响与控制人们的感知与态度的企图的深深的担忧。这种企图将会对人类的独立与自由形成威胁。

赛义德的这本《报道伊斯兰》一书，就大量引用了Wright Mills的话，试图说明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本质上是一种遮蔽。（他用了COVERING这个词，既具有“报道”的意思，同时具有“遮蔽”的意思）。大众传媒通过“客观”的报道，遮蔽伊斯兰世界复杂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强化人们对伊斯兰世界的简单化偏见，继承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一贯的想象与恐惧，形成更加强大的文化敌视，加剧不同民族人民间的矛盾。

媒介的这种表现迎合美国军工集团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要求，危害巨大。至于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接着往下看。

爱德华·赛义德：《报道伊斯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Wright Mills: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出版社，2003年

李普曼：《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一直以来人们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没有什么是比人的创造力更为重要的东西了。但最近看一些书与文章，却令我觉得这个看法好像值得商榷：对于一个人（不管是艺术家、作家还是学者）来说，创造性真的那么重要吗？一味地刻意去追求独创性，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是否会使得自己与他者之间，越来越充满隔阂，越来越缺乏交流的共同空间？这个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人与人之间，到底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看到来自来自西闪博客中的一篇文章：有关独创性

“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追求的是作品的尽善尽美，而不是所谓独特——独创性是上帝才具有的禀赋，如果人类去追求这个只会破坏艺术的完美性。”

他摘引的是卡尔·波普尔在其自传《无尽的探索》中的评论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的一段话。这书要找来读读。

另外更多的关于创造力的谈论，来自于王安忆与张新颖的《谈话录》。王安忆推崇的是古典主义的创作方式，将自己当作是一个有规律有作息的匠人：

45.工匠就是要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像和他自身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一旦他用手在做的话，他的感情，他的情绪，肯定会流露在这个椅子上面，但他做的时候没有这个自觉性。……他说古代的艺术家——在十四个世纪以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他说，他们做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表现我的个人风格，他只是要做一个活计，可他的个人风格却形成了；今天的艺术家都知道我要表现我的风格，最后的风格却没有了，没有风格。

45.今天的这个观念是从浪漫主义来的。……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它有一个作者的观念，……但是在浪漫主义以前，作者不是这么突出地重要。比如我们说《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是雨果，《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荷马，这是两个概念……到浪漫主义那里，它开始强调文学是个人心灵的东西，文学是个人的东西，个人心灵是无限丰富的，这个无限丰富的心灵可以创造出文学，创造出高于现实生活的一个世界——就是说文学的源泉可以在个人心里面，而个人是独特的，是唯一的，你为什么要创造文学？就是你要表现独特的唯一的世界，把你独特的唯一的那个东西表现出来，虽然不一定是很完整的很完美的，但是和别人不一样，然后会把这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推崇到非常高的地步，把独特性强调到非常高的地步。再后来，现代主义虽然反浪漫主义，但是把这一点更往前推了。浪漫主义以前的文学，还不要说荷马，荷马当然太早了，古典主义时代的作品，还是强调作品应当合乎这样的规律，那样的尺度，这是很重要的。合乎规律和尺度是很重要的，但后来都被打破了。

……实际上我是觉得作者这个概念到今天变得有些狭隘，为什么有点儿狭隘呢？就是你一直强调他的独特的唯一的那个东西，其实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独特的，都差不多。……共通的部分远远要大于独特的部分。……只有什么人才会独特？就是英雄。只可能一种人是独特，就是精英呀。……我想作者概念对独特部分的强调，可能使我们的文学领域变得狭隘。……就视野变得狭隘。为什么我们看以前的经典作品有那样宽广的视野，我觉得跟作者的概念是有关系的。

47.当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无意表现自己反而会留下个人风格，所以我就觉得艺术家应该是个工匠，千万不要觉得工匠是贬低的意思。

62.你看西方作家作品都是那么套着来的，你会觉得他们没有独创性，而我们特别强调独创性，过于强调独创性。我说文学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的程度量变自然会有质变，但这个量也许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成。我们强调独创性，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不断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这是一个机动的标准，而不是一个衡定性的标准。

我想也许我们应当少谈些原创性或者什么与众不同，最好在进行写作与创作之前，多问自己：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你到底热爱的是什么？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去寻找一条一种最合适的表达的渠道。完全转载也没有问题，只要它完全发自你的内心的热爱。也许只有在这种寻找最合适的表达的过程中，个人风格才能够自然而然地形成。拘泥于创造性与与众不同是成了这种观念的囚徒了。

上周末去看外婆，听她讲了很多过去的事。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还有一个二舅，我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这件事。我的这位舅舅死的时候才24岁。他 18岁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去连城最偏僻的乡村上山下乡。被曾外祖父宠到大的二舅根本无法适应农村艰辛的劳作，性格又很内向，无法同农村人进行交流，对未来，又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后来他精神分裂，24的时候死去。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就好象这位二舅从来都不存在过一样。但我的无知岂止仅此一件？

外婆家因为上山下乡而出问题的亲人不止我二舅一个。我叔公是解放前的厦大会计系毕业，他有一个儿子，小时候眼睛亮亮的，转个不停，聪慧异常，大家都喜欢他。青少年时，从杭州到黑龙江农村去开拓边疆，支援国家建设去了。回来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他的精神出问题了。他的双眼已经失去任何的光芒，木讷、呆板。他被分配去当仓库的记录员，但是好好的文字活他不干，偏要在工作的期间跑去种地。人们都觉得他脑子出问题了。而且在粮食收成之后，他自己完全不舍得吃，他一天只吃一顿饭，把剩余的大量的粮食都储存起来。他说，这样的话，以后家人就不会挨饿了。

我想象不出，到底是什么样的艰苦的生活，会把两个年轻人折磨成这样。据我外婆回忆，上山下乡那一段时间，很多人得了精神疾病，有一些青年人掉到水里淹死了，也有一些青年人从树上摔死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我外婆还跟我谈了一些其他过去的事。她现在八十八岁，经历了南洋的童年生活，十几岁后随父亲荣归故里，没几年抗日战争打响，之后经历了内战、土改、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在这半个世纪的动荡岁月之中，父亲在疾病缠身与郁郁寡欢中死去，她的一个几个月大的女儿因为心脏病而夭折。女儿之所以一生下来心脏就有问题，是由于她平日太过操劳所致。好不容易养大的我的这位二舅，却在生命中最黄金的年华中死去。

回忆起这些事的时候她很平静了。该受的苦她都早已经历得够多了，该留的泪她早已经流了不知道有多少了。我要将她所叙述的过去纪录下来，我必须要将我们家族的这段历史融入到我的血液中去，才能知道我到底来自何方，我将要去往何处。

紧张的粮票

五六十年代，当时国家统一分配粮食，红薯的边边角角都强迫大家吃。红薯的配给量，大概占粮食的三分之一。譬如说，二十二斤粮食，三分之一大米，三分之一面粉，三分之一红薯。那时候面粉算比较充裕。大家都煮面条吃，做馒头。我之所以会做馒头，就是那时候分配面粉的时候学会的。不然的话我以前也不会做。我以前当然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我没去做，没有面粉给我做。后来配面粉了，才开始做的。你妈妈以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就做过馒头给她。叫她带过去当点心。以前没有包子，我没包过包子。哪里有猪肉给你包啊。

当时有分一些肥肉，但是肥肉要拿去榨油。肥肉做油都不太够啊。植物油一个人就分二两半到三两，要吃一个月，那么少，完全不够，因此要用肥肉来做油。肥肉也不够，要去接龙（排队）啊，一大早就要去接龙。完全没有秩序的，大家都是争着抢着用肉票来换肥肉。

以前肉票、粮票、邮票、米证，全是票啊。布票……嗯，煤油也是用票。所有东西都是用票，太困难了。有钱人和没钱人一样，大家都一样，平均。以前你外公在区供销社里，属于供销社里的最底层，以前东西就是他供销社提供的，因此有些供销社的东西，他会拿回家来，像煤油什么的，他会拿回家，因此我们用的就相对没别家那么紧张。像肥皂，以前也没地方买，他就拿回家。你妈妈以前在部队，部队下有个门市，有些杂货，如果有熟人的话，她也会拿回来。可以优先买到。例如说我与你比较熟份，优先卖给你，以前东西都是供应的，非常……安排非常快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多么可笑的，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两个时代。

清扫炸弹碎片

解放前，抗日战争时，飞机飞过，炸弹炸下来，跑都无地方去。日本的飞机当时就飞到涵江这里来。六中就被炸过嘛。涵江的六中和其他一些地方，都被炸过。学生没有被炸到，因为他们都疏散了。死了一个尼姑。飞机飞过，像拉鸟屎一样，扔出一排排的炸弹，我们躲在防空洞，偷看啊，哇，吓死人了。

有一次，炸弹碎片飞到到咱们家，掉到鸡笼附近，跟这刀一样锐利，有厚厚的，也有薄薄的，就像咱们的一个花坛子破碎掉一样，太锐利了，白亮亮的。我父亲说，不要用手去碰，里头有毒药。因为日本鬼子很坏嘛，吓死了，到底里面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怕啊，就是预防。那好几户人家，都不敢清扫这些炸弹的碎片，就我和××她的老爸一起去清扫，我们叫他做阿叔，一起去扫。哇，很大块！但有些比较小块，溅了有三四块在咱们这，就像这O型一样，锋利无比。好在没有飞到厝里面来，那样的话厝会被炸坏的。真坏，确实可怕，吓死人。

曾外祖父回乡盖房子

以前，莆田城里做官的人多，是文化区。而涵江是商业区。涵江是做生意的多，但还是太惨了，现在说起来啊，太可怕了。我们回来两年后，抗日战争就开始了。我们吓死了，哭了半死，不过全世界都在打，南洋那儿也打。被日本人欺负死了，以前不是有两派吗，同盟国和轴心国，中国属于同盟国，另一派是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它们。德国希特勒最怀，日本昭和天皇也很坏。人矮矮的，两撇小胡须。

我们三四年回家乡，三七年就打起来了。阿公（曾外祖父）爱祖国，所以回家乡，房子盖起来了回来住。没想到回来后这么惨，被大家骂了半死，而且不是他一个两个回来，是几十人都回来了。很早以前马兰客就盖好了，就是想一回来就可以住的。

不想被南洋人欺负。我们回中国做主人比较好。在南洋，头顶别人的天，脚踩别人的地，被印尼人捉弄，以前印尼人很坏的，现在文明些，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文明些。阿公当时就是怕印尼人欺负啊，因此赚了一笔钱就拿回来盖房子了。

《谈话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第187—188页：

她给我写了封信，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在信上这么写，她说我刀已经开过了，刚刚窗台上过去一只喜鹊，喜鹊长长的尾巴从我眼睛前面过去。我就觉得她们这些人的表达方式总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是我非常倾心的方式，和她们交往好像从来不是非常热烈频繁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总是会使我心里面得到滋养。

……

看到这种人，你会产生很多想法，你就会想什么叫大家闺秀，什么叫贵族。我们现在所谓的贵族其实都是资产阶级，就是追求精致的生活，讲究物质，等等，其实所谓的贵族对物质生活是非常非常随便的，对物质生活几乎是到了一种漠视的地步，她们是可脱离物质而独立精神价值的，而资产阶级的所有情调都依附在物质上的。所以我和宗璞先生在一起，我心里面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大家闺秀，她甚至于看上去很木讷，有一点，怎么讲，与世隔绝的，对时尚是毫不领市面的，她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是那么低，机会是没有什么要求的，当然，她绝不匮乏，这也许是一个条件，而资产阶级是要自取衣食的。……她对精神生活的享受能力无人可企及。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一类人。

这本书禁得越厉害，人们对它的好奇心就越大，渴望阅读这本书的心理就越强烈。这是很常见的人的心理。 就好象你读中学的时候你爸妈不让你看***，但是你对此的兴趣反而越大一样。但是毕竟不是一个事。被禁意味着这本书无法在多数人中间流传，意味着人们无法在公共场合对这本书进行发言、讨论与争辩，进而形成社会的共识。我想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遗忘历史、社区生活的消失而导致的人与人的情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丢失，这就容易形成一种用愈发普遍的自恋情节来进行自我的保护的倾向。

这本书的相关信息在豆瓣完全消失，说明豆瓣的自我审查机制是非常严酷的。这种自我审查甚至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媒介（例如《南方都市报》）。豆友伪造ISBN号在豆瓣上发布新书，依然逃不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再发，然后继续等待被删除的命运。这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与“被遗忘”所进行的斗争。就在这个拉锯的过程中，豆瓣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与品格。它用一次又一次不讲理的删贴行动，使它自己与一个优秀而负责任的SNS网站的距离越来越远，也令它的用户渐渐对它失去了最根本的信任。

淘宝网上似乎也越来越难订购到这本书。需要由港台有人代购才可以。前一阵子出售GFW文化衫的商家被淘宝关掉，店主人人自危。 祖国的网络逐渐成为伟大的局域网。

这本书我刚刚读了五十几页，屡屡有想掉泪的冲动。哈维尔说“活在真实中”，要我们从最基本的小事做起，用乐观的精神，真诚对待身边他人与自己所做的事，重建族群与社区的信任与共识，每个人付出一点点，使得社会的秩序得以重构。我想阅读这种与我们自身最贴近的书，发现与关照我们的祖先的历程，同样也是活在真实中的一种方式。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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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第94页：我到了纽约之后就和陈丹青联络，约了见面的地方。第二天我就去了，他已经到了，坐在林肯中心的喷水池旁，他坐在那儿，哎哟蛮严肃的，我觉得特别严肃，当时他思想上很苦闷。其实陈丹青的苦闷，蛮引起我尊敬的，当时所有的留学生生活都很困苦，但是陈丹青生活没有问题，因为他到那边立刻就有画廊的签约，他的居留也不成问题。哎哟，当时他非常不高兴，很苦闷就是，就好象跑到那边受到很大的很强烈的冲击一样。……我每次到纽约，他总归是带我到大都会博物馆，像他们家一样，总是大都会博物馆。我到现在都无法整理出他当时的苦闷，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不肯学英语，我没想到他英文那么差，后来好了，但那两年不喜欢学英语，只看中文书。我当时带给他两本小说集，他就在地铁上看。当时这种气氛真是挺寂寞又是挺苦闷的，然后看到家乡来的人给他带两本小说，写的又是他同时代的人的生活，他就在地铁里哭，一边看一边哭，别人都不晓得这个中国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别人都忙着向西方认同，他却在向中国认同。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整个旅行经验都是和他在一起的。他难得一笑，不开心，对美国的生活我看他毫不了解，就说跟他去吃饭吧总归是吃得很差，因为他不晓得应该到哪里去吃饭，就沉浸在他的苦闷当中。跑到大都会博物馆，他带我去看这些画，然后他就讲，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坐在画前面的长凳上，他说事实上我到这我才知道，我们现在所作的一切都是铺路的石头，这油画不是我们的东西，真正看来以后就晓得差距多远多远啦，可却不是没有信心，而是——我们在铺路。

”主宰和奴役采取了一种特别虚饰的形式：成群集结的人；人向物的转换；物的增多以及人与物，均围绕一个无所不能的，有催眠术的领导人或领导力量集结。“

法西斯艺术展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学观点——体格上的十全十美。……这些模特儿由于代表了想象中的十全十美的人体，因而既伪装得毫无性感，但（从技术上说来）又充满色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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