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简史
阿芒·马特拉 米歇尔·马特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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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概念的起源
P1.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已经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社会整合因素的概念业已浮现。传播最初既是物理网络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念形态进步的核心要素。到19世纪末，传播概念中开始加入管理大众的含义。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即社会是一个整体，包含多种具有预设功能的器官这种思想，触发了最早的传播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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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渊源
P5.最初的传播理论来自于这些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称这些描述为“片段的历史”。根据这样的历史观，社会进步只能通过一个中心向外围辐射其价值来完成。这些理论主要来自于人种学家和地理学家，这些理论在帝国时代各种文明之间的频繁暴力冲突中得到检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观点曾一度因为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对于“发展”的理解而复兴。在发展社会学中，媒介被认为具有战略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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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垃圾”（refuse of history）的研究
P10.西美尔反对有机社会学把个体行为只看作对既定条件或外部“社会事实”的反映，他认为社会现象产生于交流、关系和个体之间的互惠，也就是产生了主体间的运动或“关系网络”。与社会学不同的是，西美尔不研究制度或结构性实体，如国家、家庭、社会阶级、教会、企业和利益集团等，西美尔的兴趣在于日常集体生活的“小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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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8.本雅明的思想和希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相近，但略晚于他，他们都注意观察细节、片段、“历史垃圾”，以便重建失落的整体。在这方面，他们二人都受到胡塞尔现象学和格奥尔格•西美尔方法论前提的影响，尤其是他们都关注把表象作为把握一个历史时期本质的手段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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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经验的囚徒”
P46.霍克海默：“经验性研究把自己限制在绝对确切的数字之中，怀疑任何对象本质所做的‘形而上’的研究，这样会迫使研究以原始资料无可挑剔为名，把自己限制在现象的非本质方面。所有研究目标已经过多地受到了现有的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实际上，研究方法应当适应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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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被结构的产物
P59.阿尔都塞强调，他发现了马克思早期文本与资本论之间的认识断裂。他和他的弟子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找到了基本的创造性理论——真正的“社会构造学”（基于结构概念、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多种决定因素）。在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整体”中，正如个人无法控制亲属关系一样，个人也无法控制历史。个人仅仅是历史通过的点，是构成社会结构的介质，个人通过行为和态度参与社会构成，或已经被历史性地决定的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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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米歇尔•福柯发表于1966年的著作《事物的秩序》是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福柯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开展“知识考古学”研究的建议——其对象不是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知识的日益完善及其进步的历史，而是关于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以及生成知识的社会结构、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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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当这种全景敞视模式被借用来描述电视的特征时，有一个视线的逆转，被管制的看电视的人们并没有受到直接的监视，管制也不再仅仅通过规训，而是通过制造对电视的迷恋。为了能够说明电视是一种“组织机器”，哲学家艾蒂安•阿勒芒在其《权力与电视》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向圆型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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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实践
P97.格尔兹认为：“文化不是一种与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有因果关系的权力。它是一种环境，社会事件等有时能在其中得到清晰的——也是非常厚重的——描述。”作为“相互作用的可理解的符号如果忽略了地方性的使用，我愿意称其为象征系统”，文化更像一个“意义的复杂网络”，赋予各个行动者的行为和语言一共同的或公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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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米歇尔•德•塞尔托在一部名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书中开启了用户使用和习惯的理论讨论。他强调了用户颠覆或“绕过”国家或市场规则岁规定的理性机制的能力。另一方面，为了回应米歇尔•福柯对“监视和规训技术网络”的分析，塞尔托认为，有必要探讨“反规训网络”。他的研究成果在全球的接受与媒介研究中被广泛引用，有时还被用于证明，由于很多消费过程可以避开权力，因此权力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塞尔托的分析收到他内心信念的支配，他深信征服机制是永远存在的。他急于说明，在权力关系规定的网络中那些被激活的用户“策略”或“操作”的性质，以及这些用户策略能够成功应用的范围；这些用户“策略”或“操作”的性质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战斗和游戏，是弱者可能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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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企业管理的时代
P123.当今，每一位试图协调各种研究方案的研究者都受到管理实证主义的影响，新功利主义蔓延在对认识论工具的追寻中，希望通过技术解决方案缓解压力。关于传播的知识也无法逃脱这个趋势。传播变成了一种专门帮助企业和公共机构，将其战略与模式合法化的职业，而这一趋势强化了专业话语与日俱增的权力。在美国，除了伴随传播业解除管制把行政研究推广为全球性研究，没有再发展出什么新的东西。而操作性研究中的实用主义态度正逐渐侵入传播表达研究。其结果是，整个传播学领域越来越难以脱出工具形象，而这种工具形象已经羽翼丰满，拥有了实质的合法性，尽管就其本身而言，与批判性的研究相距甚远。
吉尔•德勒兹曾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控管社会”的时代，他从威廉•伯勒斯那里借用这个词，说明灵活的社会——技术控制机制正在增强，这种控管机制源自企业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对持久、高速、不断循环的程序的控制。
这个号称信息社会的时代也是一个生产精神政府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由和民主的问题。政治自由现在不能被简单地归于一个人实现愿望的权利，它还包括一个人控制自己愿望生成过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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